青少年的自杀行为有些是有个酝酿过程，如分配处置好重要的东西，或者是写遗书等，都是自杀前的征兆。像近的事件中林同学祝妈妈“母亲节快乐”，有可能是在“告别”，而母亲当时并没有听懂。心理辅导中心认为有些自杀则是偶发的冲动行为，这种比较难以事前预测发生，难以预防与干预。
汤永隆介绍说，我们目前心理学里常采用的“幸福”概念更多源于西方，英文有两种对应的词汇：“happiness”代表长期、稳定的快乐；“willbe”则是为了某个目标努力，虽然过程不一定快乐，但是能感到“有意义”。从马斯洛五大需求的角度分析，现在青少年底层物质基本已得到满足，追求精神层次满足时，他们可能因缺乏丰富的阅历和稳定的选择（评价）标准，从而缺乏目标。汤永隆说，我国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，对青少年的评价标准非常单一，就是“成绩”。“可是名只有一个，总会有人得倒数”，如果以“争”作为“willbe”的话，很容易产生失落感，衍生出巨大的痛苦与抑郁情绪状态。缺少更明确、与孩子更匹配的“willbe”，与现在青少年自残、自杀或许有着重要联系。
汤永隆表示，中长并非不愿关注子女的心理健康，只是在当前教育体系下很难参与其中。举例来说，初高中学生早上7时到校，晚上7时回家，还要参加各种补习班。家长与之生活交集的时间少之又少，面对孩子学业紧张、身心疲惫，又怎么舍得占用孩子在家休息的宝贵时间，去了解到他们的心里动向呢？
在采访中，汤永隆也提醒要特别注意住宿生的情况。住校虽然可以看作青少年独立的重要指标，但家长一定要慎重判断。他解释称，宿舍没有物理上的隐私空间，心理上每天要面对作为“竞争对手”的同学，青少年可能始终处于高压之下。如果察觉到孩子有“抑郁”的异常状态，可以尝试询问“有什么感到挫败的事情”“是不是对某个目标无能为力”“这个目标是什么，为什么重要”“有没有可以替代的合理目标”，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帮助孩子渡过“抑郁的情绪状态”。
我国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普及能力较低，缺少人士是重要原因之一。每3000名学生配备1名咨询师的情况在大学也很难办到，中小学更是难上加难。和去医院不同，心理疏导通常花费较长时间，每名咨询师一天接待3-4人的咨询比较合适。而且，有些家长还是会认为接受心理咨询就是“有病”，会有一种“病耻感”，不过这种现象正在逐渐好转，“90后”和“00后”对于看心理咨询师这件事的接受程度较高。
对于早恋话题，汤永隆说，现在学校对此比以前宽松一些。实际上，早恋可以看做是“练习”，本身不一定是坏事。他表示，可以引导学生称，人们选择对象时基本都是选择的，当自己不够的时候，喜欢的人也不一定喜欢自己；只有努力变得，才能获得机会。实际上这种方式也可以理解成一种“willbe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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